1959年夏天，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，使他忍受着被冤屈的巨大痛苦过了六年。 1965年他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仍接受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派，到成都去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；当时报纸上满载评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，矛头直指彭德怀。他强压愤怒，立即投身到三线建设的调查研究之中：他下矿井，钻煤窑，赴工地，到农村，千里跋涉，不辞辛苦；他心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同时，还关心着普通工人、农民的生活和疾苦。 他怀着对祖国人民高度的责任心、使命感和真正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，对三线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的意见，可别有用心的三线某领导人却不让他接触军工。 他压抑心中的苦涩，更加快了工作的节奏。 他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，和年轻战士干同样的活。他为三线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高兴；为在三线建设中牺牲的烈士流泪；他痛斥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；对某些人的腐化浪费义愤填膺；他随时随地强调党的宗旨...